Editorial Ken Friedman, Yongqi Lou, Jin Ma Original Article On the Cultivation of Designers’ Emotional Connoisseurship (Part 2): A Pedagogical Initiative Haian Xue, Pieter M. A. Desmet, JungKyoon Yoon Institutions as Objects in Fourth Order Design Kipum Lee Understanding Medical Technology Innovation in Low- and Middle-Income Countries: Factors, Impact, and a Model Proposal Neelarnab Dutta, Debayan Dhar Sustainability Accounting as a Wicked Problem Hugo Letiche, Lucas Boucaud Tame, Wicked, and Aporetic Problems in Design Aleksandar Kostić — 欢迎来到新一期的《设计、经济与创新学报》。1. 本期的开篇文章，是Haian Xue、Pieter M. A. Desmet和JungKyoon Yoon撰写的《培养设计师情感鉴赏力（第二部分）：教学计划》。其理论基础，来自于前一期She Ji刊载的《培养设计师情感鉴赏力（第一部分）：理论定位》。在上篇中，作者们在情感驱动设计的背景下探讨了情感鉴赏力的概念，并将其置于更广泛的设计语境之中。文章论述了鉴赏力的概念、起源，并讨论了其与设计的关连。作者们探讨了设计鉴赏力与设计专长之间的关系，建构情感鉴赏力的概念，并主张情感鉴赏力应该成为情感驱动式设计师必须积极培养的一项核心技能。最后，文章反思了基于现有情感驱动设计研究的细粒度情感设计工具的局限性。为弥补自上而下的以范畴界定为主导的情感化设计学习方式所存在的局限，作者们提出了培养情感鉴赏力的三大支柱，支持一种自下而上的以感知为导向的方式。在上篇的基础上，下篇介绍了一项以培养新手设计师的情感鉴赏力为目标的教学计划。作者们的探索始于他们设计的“体验设计内省”工作坊，是一项通过感知为导向的途径培养设计师情感鉴赏力的教学法探索。作者们开宗明义地主张，这项教学探索站在非二元论、多元主义和长期主义的哲学立场上。接着，他们详尽地介绍了开发体验设计内省工作坊的三项操作原则及所使用的技术，然后借助一个试验版本工作坊向读者展开操作的全流程。最后，他们对参与者的反馈进行反思，并设想了如何从特定的工作坊转向基于社区的学习模式的必要性和未来。2. 第二篇文章来自Kipum Lee的《机构，作为第四秩序设计的对象》。Lee关注的是尚未得到充分探讨且常常被误解的设计的第四秩序。该领域以系统和环境为设计的对象。为探讨这一主题，Lee通过澄清“机构”（institution）这一概念，来阐明并充实设计的第四秩序的理论和实践。Lee的工作，倚赖于一个重要的思维工具，即“思维模式”的图解——它最早由哲学家Richard McKeon提出，后来被Richard Buchanan创造性地应用于设计领域。借助这个工具，Lee在文中建立了一个多元主义的机构图解，用于理解、塑造和重塑组织机构。同时，他强调设计师应认识到机构也可以是人类创造的产物，并对此心怀敬畏。虽然设计的第四秩序是一个相对新兴的设计领域，但组织设计起源于亚洲和中东的古代帝国，至今已有三千多年的历史。组织设计领域包含了大量讨论设计第四秩序领域的文献，该主题长期以来是管理学、政治学、社会学和行为科学研究的重点。3. 本期的第三篇文章由Neelarnab Dutta and Debayan Dhar撰写，题为《理解中低收入国家的医疗技术创新：因素、影响与模型建议》。两位作者提出当前的医疗技术创新管理模型并不适合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LMICs），因为他们忽视了这些经济体独特的挑战和局限。Dutta和Dhar的质性研究分为两个阶段。首先，他们通过文献综述识别出了医疗技术创新中的23项挑战和局限，并将其归纳为六个类别：医疗环境和系统、组织能力、创新生态系统、人口负担与特征、市场动力以及科学技术。随后，作者们对若干创新公司进行了案例研究分析，建立模型描述各项挑战对公司层面的创新管理的影响。此前针对LMLCs情境的技术创新研究要么停留在指明最顶层的若干大主题，而对更具体的创新障碍与挑战鲜有辨析；要么对大大小小各种挑战进行罗列形成一张大术语表，对各因素之间的动力学不加辨析。这篇文章克服了以上两种倾向带来的缺点，试图将从文献中获得的知识与经验研究的洞见相结合，更进一步地将复杂的挑战因素对商业组织运营活动的内容关联起来。作者们提出的模型虽然还有许多需要完善的地方，但模型为进一步的在LMLCs情境中的技术创新研究提供了实证验证的基础。4. 距Horst Rittel和Melvin Webber发表关于“抗解问题”概念的文章已有五十多年。为纪念这一时刻，She Ji将在本卷中陆续刊登一主题的系列文章。该系列的首篇，是上一期刊载的Ben Sweeting的文章《驯良问题，抗解的可能性》。我们在本期的第四篇文章中继续这一系列的探讨。Hugo Letiche和Lucas Boucaud带来的《可持续发展会计是一个抗解问题》，探讨了法国一家国际建筑公司的可持续发展会计实践。Letiche和Boucaud通过抗解问题的框架来检查可持续性发展会计遭遇的困境。关于可持续发展会计的文献通常假设已经具备了评估环境影响所需的各项标准，并将评估报告视为机构决策的一种情况。这意味着评估必须是准确、平衡、清晰、可对比、可靠且及时的。然而，本文基于民族志研究的方法，揭示了不同的情况——公司不可能具备所需的各项标准。究其缘由，在于没有认识到可持续发展会计依赖的测量是一个抗解问题。尽管文献存在大量对抗解问题的概念的解释，但很少有学者运用民族志研究来丰富对抗解问题的理解。Letiche和Boucaud在文中展示了如何使用抗解问题的概念来架构现实生活中的问题，可算是一份有意的补充。最后，作者们提出一个发人深省的问题：可持续发展会计是否因为无法处理抗解问题而在实操中采用妥协的因素，而误导了我们对所面临挑战的认知。5. 我们以另一篇有关抗解问题的文章结束本期内容，这篇文章是由Aleksandar Kostić撰写的《设计中的驯良问题、抗解问题与难解问题》。在文章中，Kostić试图建立一种Horst Rittel和Melvin Webber未曾论述的问题类型。Kostić认为，关于驯良问题和抗解问题有一个惯常的设定：认为它们是一对二元对立的概念。也就是说，一个问题要么是抗解的，要么是驯良的，但两者都是，也不可能部分是抗解的、部分是驯良的。Kostić认为，这种非此即彼的区分意味着一个可穷尽的分类集，暗示只存在这两类问题，别无其他。然而，作者认为实际情况要复杂得多。他认为有些问题兼具驯良和抗解问题的属性，还有一些问题既不是抗解的，也不是驯良的，而是难解的（aporetic）。这种问题无法通过驯良—抗解的区分来处理。难解问题（aporia）的概念可追溯到古希腊哲学。这是一种问题，涉及同样合理又互相排斥的命题。Kostić借助爱奥尼柱头的难题（柱廊转角处的柱头如何符合爱奥尼亚柱式所要求的所有柱子立面保持一致的矛盾），论述了难解问题的特征，即两个或多个相互矛盾的观点同时存在，以及解决它的可能性。尽管难解问题的概念引人深思，但在编辑过程中引发了激烈的讨论。我们提醒读者注意Rittel和Webber的论文与Kostić对其文字的解读之间存在出入。首先，Rittel和Webber并未假设抗解问题和驯良问题的分类涵盖了所有问题类型，也未曾主张不存在其他类型的问题。他们只是讨论了这两种类型的问题，而未涉及那些他们未讨论的问题类型。其次，在定义抗解问题的十项属性时，Rittel和Webber表明，问题的本质特征决定了它是抗解的。这种特质存在于问题本身的逻辑之中，而不是外在因素。第三，Kostić提出的难解问题与通常开启探究的悖论问题有何不同，这一点值得进一步探讨。对后者感兴趣的读者，不妨读一读John Dewey对探究模式的阐述——问题源于一个矛盾的、不确定的情境，并推动探究的展开。此外，我们根据与作者的通信，补充了一则注解。作者希望强调，难解问题并不是位于驯良问题与抗解问题“之间”的第三类问题。“然而，在设计问题的领域中为‘难解问题’找到合适的位置是未来研究的课题。” 这篇文章为设计研究和抗解问题带来新的争论。在设计研究中思考难解问题，可能会带来深远的影响。我们很高兴以这一具有挑战性的概念来结束本期内容。我们希望这会成为引发进一步反思与讨论的契机，有机会更好地厘清围绕在理解设计问题之上的种种不确定。